夏朝是我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，但是史迹邈远，除了《史记·夏本纪》有比较简略的记载之外，缺乏详明的史料，所以，有关夏礼的具体情况，我们目前说不清楚，只好暂时付之阙如。

商代的情况不同。19世纪末，由于甲骨文的发现，以及随后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，人们对商代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深刻，因此，谈论三代之礼，我们可以从殷商王朝开始。

殷墟甲骨文已经出现了“礼”字，写作“豊“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：“豊，行礼之器也。从豆，象形。”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，甲骨文中 “豊”字，像两串玉放在器皿中，用以向鬼神行礼。

商代贵族非常崇拜鬼神，《礼记·表记》说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。”他们祭祀的对象极为广泛，有学者归纳为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三类，每类之下，又有许多具体的神明，例如天神之下有上帝、日、东母、西母、云、风、雨、雪等；人鬼之下包括先公（殷人取得天下之前的祖先）、先王（从成汤开始的历代商王）、先妣（先公和先王的配偶）、旧臣等。

为了取悦鬼神，殷人祭祀的供品极其丰盛，其中最主要的是牲和醴酒。牲包括牛羊豕等牲畜，用牲的数量很大，如祭先公上甲用50头牛，有一次祭祀用牛竟多达500头之多。祭牲有固定的搭配，一牛、一羊、一豕称为“一牢”或“太牢”；一羊、一豕称为“少牢”。祭祀用的醴酒有多种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用香草调和的酒，称为“鬯”，祭祀时盛在一种称为“卣”的青铜器中。通常一次祭祀用三卣、五卣、六卣、十卣。有次，商王武乙祭其父康丁,居然用了五十鬯。此外，商王武丁的卜辞中有用“百鬯百牛”祭祀的记载。

需要特别提到的是，殷代还常用活人来做祭牲，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“人牲”，这是远古时代食人风俗的孑遗。这些被残杀后与牛羊豕一起放在祭坛上的人当中，最多的是“羌”。 羌是上古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，经常与殷商发生战争，他们的战俘就成了人牲的来源之一。从殷墟侯家庄的墓地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埋葬商王或者贵族时，不仅要用大量活人殉葬，而且要用人牲致祭。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记载，有一次合祭成汤、大甲、大丁、祖乙等四位先王，用“百羌百牢”，数量最多的一次祭祀，用牲的数量竟达“千牛千人”。

殷人祭祀的名目有数十种之多，仪式也相当繁复。商晚期盛行一种对先公先王先妣“周祭”制度，乃是用肜（róng）、羽、祭、裸（guàn）、（xié）等五种祭法循环祭祀，一个祀周需要36旬或者37旬之久，平均长度相当于1年，所以殷人将1年称为“一祀”。周祭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祭祀，如此，商王与贵族日常事务主要沉溺于祭祀之中。

礼的要素，包括礼法、礼器、礼义等几项。殷代的礼法已经相当细密，礼器的种类和精美的程度似已无以复加。殷人尚鬼神，所谓殷礼，主要是通过礼器与牲酒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，而作为中华礼仪核心的人文精神当时尚未形成。因此，祭祀的名目越是繁多，用牲的数量越是庞大，表明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；而神明占据的空间越大，则人文精神的空间就越小，其原始性越强。因此，殷商正处于礼神的时代，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礼。

公元前11世纪中叶，商纣王自以为有天命护佑，暴虐无道，导致民怨沸腾。于是，周武王联合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彭、濮、卢、微等国，在商郊牧野与纣王展开决战。纣王兵败自杀，黑暗的商王朝终于被推翻。

周人胜利之后，如何创建新生的政权？如何避免重蹈股亡的覆辙？这成为执政者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。由于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去世了，继位的成王，年龄幼小，不能亲政，所以不得不由武王的弟弟、成王的叔叔周公摄政。

殷人最迷信天命，对鬼神的礼拜也不遗余力，但是居然一朝覆亡，证明天命无常，“不敬其德”才是殷人亡国的主要原因。作为古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，周公提出了“明德慎罚”的治国纲领，即对民众要倡明德性，慎用刑罚。国家的长治久安，要靠人性化的政策，要靠道德来赢得民心。为了保证这一理念的实施，他制订了一系列典章制度，包括政治制度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等，史称“周公制礼作乐”。

在《尚书》一书中，保留着多篇周公训诫臣下的文诰，周公以道德建设为主旨，提出了勤政，无逸、戒酒、孝友等德目，要求臣下恪守。其中有些语句，今日读来依然觉得非常亲切，例如，《酒诰》篇要求臣下“无于水鉴，当于民鉴”。古人把镜子叫“鉴”，这句话是说，不要把水当镜子，而要把民众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。再如《康语》篇中说，对待民众要“若保赤子”，不要随意“刑人杀人”、“劓刵人”，赤子指婴儿，要像保护婴儿那样保护民众；劓是割去鼻子，刵是割去耳朵，两者都是古代的酷刑，意思是说不要像封王那样滥杀无辜。又如《无逸》篇，要求臣下懂得“稼穑之艰难”，体恤小民生活的不易，不要一味耽于田猎和游乐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实现了从鬼神之道向人道的伟大转折，是古代中国人文精神得以确立的重要开端。

周人的礼仪并非全部独创，有些是借鉴了殷礼的，但这并非简单的移用，而是巧妙地在殷人的仪式中植入人文精神。其中最成功的范例，是对殷人祭祀制度的改革。周人也祭祀，但形式和内涵都有了变革。

首先，创建庙数之制。殷人祭祖没有庙数限制，从先公上甲以下，30多位先公先王一概立庙致祭。如果殷室百世不亡，则庙数也将超过100，祀周的长度也将增加到两三年。如此，不仅殷王与贵族无日不祭，而且供品数量巨大，牛马、粮食等财富必然大量靡费，如此沉重的负担，社会必然不堪承受。有鉴于此，周人严格限定了庙数：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。诸侯五庙，二昭二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五。大夫三庙，一昭一穆,与太祖之庙而三。士一庙。天子的七庙，除始祖庙之外，还包括文世室与武世室，所以受祭者仅仅为高、曾、祖、祢四代，实际与诸候庙数相同。凡超出此限的庙主必须迁出，只有在宗庙合祭时才受享。由此，既保全了自始祖而下的血亲体系，又突出了四代近亲，使人力、财力的费用得到有效控制。

其次，减少祭祀种类和次数。祭祀若过于频繁，势必令主祭者厌烦，“祭不欲数，数则烦，烦则不敬”，而祭祀次数过于稀疏，也会使主祭者怠惰不敬：“祭不欲疏，疏则怠，怠则忘。”（《礼记·条义》）为此，周入首创“禴、祠、烝、尝”四时常祭之制度，只有在季节转换之际才致祭，借此提高了祭祀的质量。

第三，限制祭品数量。殷人祭祀，以多为胜。周人则巧妙地加以限制，虽不反对“以多为贵”的传统习惯，但明确表示并非越多越好，如豆数最多不得超过26，介数最多不得超过7，席数最多不得超过5。周人还提出“以少为贵”的理念，如天子南郊祭天是最重大的典礼，而供品规定为“特牲”（一头小牛）,可谓大胆而精巧，足见人文精神已成为主流意识。

周人的制度，直到春秋时期还在列国残留着，例如盟会、享祭、告庙、婚姻等礼，《左传》明言是“先君之礼”、“古之制”。

周代制度看似繁复，实际其内部有一以贯之的精神，那就是道德理念。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论》中说：“股周之兴亡，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。”周公用以纲纪天下的宗旨，是要“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，周公制作之本意，实在于此”。这是对西周礼制特点最为精辟的总结。周代的所有礼制，或者说是典则、仪则，都必须按照道德要求来制定，都必须反映道德精神。为此，政治家也都将礼作为道德判据，当时的许多政治家论礼的言论，几乎都将礼与德、仁、义、忠、信等相联系，甚至视之为“天经”、“地义”的同义词，治国的大经大法，不可须臾或离，《左传》中相关的记载简直触目皆是，如叔向说：“会朝，礼之经也；礼，政之舆也；政，身之守也。怠礼，失政；失政，不立，是以乱也。”（襄公二十一年）孟献子曰：“礼，身之干也；敬，身之基也。”（成公十三年）孟僖子曰：“礼，人之干也。无礼，无以立。”（昭公七年）子大叔曰：“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（昭公二十五年）《左传》中还常用“礼也”、“非礼也”为鉴定典制是否合理的最经典的判词。所以，我们把西周与春秋定义为道德礼制的时期。

春秋末期，王纲解纽，礼崩乐坏，群雄争霸，陪臣执国命。为利益和欲望所驱使，人们的精神世界已走向涣散、无序的境地，一切都失去了规范。严峻的现实使儒家陷入深思：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如何捍卫？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究竟何在？

孔子周游列国，希冀说服诸侯回到西周的道德礼制上，却是无功而返，于是集中精力教授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。孔子把“仁”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，而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。颜渊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克制自已的私念，回到礼的要求上来，就是仁了。他接着解释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不符合礼的事不要去看、去听、去说、去做。孔子尤其强调礼乐制度背后的道德理念。针对当时徒有虚名的礼乐形式，孔子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礼啊礼啊，难道是指放在供桌上的那些玉帛吗？乐啊乐啊，难道是指那些悬挂在架子上的钟鼓吗？显然不是。礼是德与仁的体现，所以他又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八佾》）一个内心不仁的人，是没有办法面对礼乐的。

孔子关于礼乐的谈论很多，核心思想是希望回到周公的道德礼制那里去。至于礼对于人生的意义何在，礼与人性、人心的关系如何，孔子并没有详细地论述。孔子去世后，子思及其门弟子对孔子礼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发掘，并作了精彩的阐述。

子思姓孔，名伋，是孔子的学生，也是孔子的孙子，他的父亲孔鲤死得很早。子思是孔子最重要的传人之一，并且创立了子思学派，他的作品曾经结集为《子思子》一书，共有23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新旧《唐书》都曾经加以著录。此书的《中庸》、《缁衣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四篇，被收入《礼记》，保存至今。其中《中庸》一篇奠定了儒家心性学说的基础，影响最大。但是，由于《子思子》在宋代亡佚，所以后世许多学者不相信《中庸》是子思的作品，认为是出自汉儒的伪托。1993年，湖北荆门郭店乡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儒家文献，其中的《缁衣》篇与今本几乎相同，此外，《性自命出》的文字也多有与《中庸》相近的地方。因此,子思作《中庸》的说法重新被学术界认同。

将《中庸》与《性自命出》等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，子思学最重要的理论创新，乃是提出了“礼作于情”的理论，并将礼与天、道、命、性、情、心、志等相联系，建立了全新的礼乐思想架物。

那么，子思学派创立的礼乐思想，是否与孔子思想完全无关呢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，先要提到应该注意的两个现象。首先，东周礼乐思想以天道、性、命等范畴为核心，这恰恰是孔子很少谈及的问题。众所周知，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“（《论语子罕》），子贡也曾经说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治长》）。其次，在孔子的言论中，“礼虽然时常被提及，但其内涵相当模糊，如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可以弗畔矣夫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孔子关于礼的论述，往往义随文出，没有固定的边界，很难得到一个孔子关于礼的明确的概念。孔子喜欢音乐，但留下的论述不多。孔子喜欢礼、乐连言，但它与心性之说没有太多的联系。孔子屡言自己向往周公之典，因此，他所说的礼就是周代的礼乐制度。

但是，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天道、性、命等问题，也没有建立心性学说的体系，但他至少在两个问题上为子思指出了理论方向。第一，孔子非常强调“中庸”的概念，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，也是民众最为缺乏的道德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是分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”（《中庸》）而子思则在理论上深入阐发了孔子的这一思想。第二，孔子强调修身，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说，将它作为治国、平天下的起点，其中最为强调的是“求诸己”。沿着求诸己的方向去寻中庸至德，那么，发现性、情、心、志等范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因此，有理由认为，东周礼乐思想直接发端于孔子的思想。

礼乐思想的核心，是要从内到外解决人性与道德相一致的难题。郭店楚简记载：“乐，内也。礼，外也。礼乐，共也。”“德者，且莫大乎礼乐。”音乐能够从根本上左右心志的走向，可以化性。因此，《孝经》说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礼教与乐教，缺一不可。

从商代的致敬鬼神之礼，到西周以道德为核心的礼制，再到东周以心性学说为基础的礼乐思想，是先秦之礼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。东周礼乐思想的形成，使礼走入理论之域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，是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。